椰风皖韵 当前位置:首页->椰风皖韵->详细信息

拾穗人说

2019-01-16 16:42:40 “海南安徽两会” 文字大小[ 最大中等一般] 阅读次数:703

拾穗人说
张少中
 
       我出生并成长在一个叫濛洼蓄洪区的贫瘠僻远的淮北小村落。在童年的记忆里,那里最好的风光和人文就是辽阔的麦地,和那些在麦地里躬伏着腰脊,缓缓而行的拾穗的孩子。每每忆起那番图景,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和惆怅。
       因为,我就曾是那些捡拾麦穗孩童中的一个。
       那时节,在乡下老家,每到夏天的麦收季节,浩荡的阳光总是如泼如泻,汪洋恣肆。阳光下,一块又一块的麦田,黄熟了,又被镰刀割倒了。一捆又一捆的“麦个儿”,也被父兄们搬到晒场上、庭院里了。刈割后更显得寂寥、敞阔的田野,像产后的母亲,在微微的疲惫和倦怠中,怀着沉稳而恬淡的心情,融入吉祥、安泰的宁静。
       而麦田里,依然有遗落的麦穗,依然有小小的孩子,不断地奔走,不断地弯腰俯首,捡拾那一穗穗沉甸甸的金黄。他们,或戴着破旧的草帽,或顶着碧绿的荷叶,或光着锃青的脑袋,像虔诚的朝圣者一样,一次次深情地俯向大地,捡拾着那些被镰刀和筐篓遗漏了的麦穗,捡拾着那些能养命活人的珍贵的粮食。
       逆着五十多年的光阴看过去,那时候,天地格外高远、广袤、静谧、辉煌。树淡淡地绿着,水缓缓地流着,风轻轻地拂着,连阳光,也只静静地倾泻着。
       而那些拾穗的孩子,始终低俯着头,弯曲着腰,圆睁着眼,在田垄里,在麦茬间,在凹坑处,仔细地觅寻、捡拾,小小的口袋或柳条篮子,也就慢慢鼓胀起来。他们那缓缓而行的身影,便成了这高天远地的精魂,成了这帧美妙风景的点睛之笔——衬得那由来久远的土地,格外地博大,仁慈,悲悯。
       就这样,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的每一个夏天,每一个麦收季节。并且真正地懂得了,我们躬身捡起金灿灿饱满穗儿的同时,也在俯首感恩大地的馈赠,确保劳动成果颗粒归仓,同时重温“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在虔诚中俯拾了民族的勤俭美德。 
       几十年后的今天,在这遥远的南国城市里,没有一块麦地,需要我虔诚地俯首了。也没有一穗芒麦,需要我弯腰捡拾了。我只有在一次次眺望里,捡拾这帧过去的风景,捡拾那段鲜为人知的情愫,捡拾我心底的怅惘、感伤和落寞……
       当年那拾穗的一幕,与我几十年在文学的大田边捡拾、奔逐与彷徨的情景何等相似乃尔!
 
       1975年3月,我自离家八里地的郜台中学高中毕业。毕业即回乡,回乡即下田。那时的我,上大学:无门——黑暗而扭曲的推荐制度下,像我这样家徒四壁,又与公社、大队领导无亲无故的下等人,绝对不要去痴想上大学的事;当兵:无望——因外婆家是地主成份而政审过不了关;当民办教师:无份——大队领导沾亲带故的七姑子八大姨都安排不完,哪还有我这等人的份?只有重回生产队集体大田里垂头劳作、忍气偷生。晚上,于百无聊赖甚至无比绝望中,伴着如豆的油灯开始了执著又坚韧的纸笔对话。写什么,怎么写,写了又能派啥用场,心中一片混沌一片茫然。但于混沌和茫然中,于父亲痛惜我点灯熬油的唠叨声中,于稿件的屡投屡退、屡退屡投中,照写不误,坚持不辍。后来,一位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名叫许春耘的远亲,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的胡乱涂鸦,在一句“乖乖!写的还真不赖”的肯定表述中,选了一篇让我再加工,之后投到了合肥市文联刚刚复刊的《文艺作品》杂志。很快,一位叫温跃渊的编辑亲笔给我回了信,明确无误地告诉我:散文拟发。后面又写了一番诸如“继续努力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之类鼓励的话语……于是,《文艺作品》1977年7月号上,一篇名之曰《潮》的所谓散文赫然在列,本人的“大名”也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带有那个“火红”年代烙印的作品显然是不值一提了,但那篇散文在我那个淮河岸边的小村庄所带来的轰动效应,给潦倒的我和我的那个日不聊生的家所带来的荣耀和实惠却让我终生难忘——高达7元稿费呢,是我那个家庭几年来除了养猪之外的最大一笔收入呢!父亲去公社所在地的邮电所取款归来时,买了三斤肥猪肉和几斤大白米,全家人美美的加了一餐。同时还给我买了一双想往已久的蓝色的“回力牌”球鞋。而剩下的钱还清了左右邻居三毛五毛的零星债务。  
       那些天,自豪常挂在父亲脸上,喜悦和憧憬更是深深的沉淀在我的心头——由此始,我熬夜写作再也听不到十分节俭的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声了,于是,写作热情空前高涨的我,投稿的命中率也出奇地大增——一年多内又接连在《文艺作品》、《工农兵演唱》(后改成《江淮文艺》)上发表了四篇散文、小说、新故事等,直至1978年9月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如果说,煤油灯下的茫然涂鸦希图以文学为阶梯爬出濛湖洼那个苦难的深坑,那么,1978年10月开始的安师大四年中文学习,才使自己真正跨入了文学的门槛!
       原以为曾经发表过几篇作品的本人,进校后一定引人注目,乃至鹤立鸡群、无限风光。但几次摸底考试下来,立马看出了自己的差距和浅陋。
       据我的大学日记记载,我们入学报到的时间是1978年10月13日和14日,第一堂课是10月16日,从10月23日教写作的仇老师给我们布置第一篇作文《入学新见闻一则》开始,到11月12日的第二篇作文《不禁使我想起了他》,期间还进行了四次其他课程的摸底考试,如汉语拼音、英语基础、政治历史等,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在中下水平。就连自以为强项的写作课,分数也是差强人意,更没能被老师拿出来点评。由此我开始警醒,并在12月28日现代汉语考试当晚,在日记中与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乃至触动灵魂的对话:“张少中呀,你以为你是谁呀?虽然你这个大学是考上的,但那是在没有老虎的考场,猴子也有了逞能的机会。如今,你是在英才荟聚、高手云集的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你那点粗浅的文墨还差着成色呢,缺少厚度呢。与很多同学相比,你知识单一,读书很少,先天不足,基础很差。更丢人的是你连英语的24个字母都不会读。你仅有的一点文学小天赋放在安师大中文系这个平台上,也显出了平常和平庸……快从高考后一片奉承和恭维的氛围中走出来吧,快用冰水浇浇你那发热的盲目陶醉的昏脑吧,快让飘在半空中的双脚着地吧,踏踏实实从头做起,利用现在无与伦比的读书学习好条件,在完成各科作业的前提下,多读书,多积累,多思考,多练笔,从而把你写作的长处发挥出来,早日写出像样的作品……”
大约就是自这天起,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在杂书、小说和彼时时尚观点的启发引导下,脑子里也不断冒出各种人物和故事来,对大学生活的现实也给予了热切关注,这些人物、故事和关注沿着我那细细的笔端,悄悄地溜到听课笔记的空白处和日记的某个角落,成了一片片的“豆腐块”、小品文,并先后在班级黑板报和《安徽师大》校报上发表。
       为写这篇“命题作文”,我查看了从1978年10月13日入学到1982年8月13日离校的全部四年“流水账”似的日记,并对四年的大学日常生活做了简单的归类:
       期中、期末考试的分数、差距、得失、自我评价;
       在图书馆借书、读书、还书的心得体会;
       看过的电影及感受、短评,如《追捕》、《望乡》、《三笑》、《早春二月》、《流浪者之歌》、《山间铃响马帮来》、《怒潮》、《在那些年代里》(墨西哥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傲蕾一兰》等等。
       与家人、朋友的来往通信记录;
       对国内外、校内外时政大事的实录与评价,如中美建交、邓大人访美、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7月9日江苏溧阳五级多地震、中国排球队赢得世界冠军同学自发走上街头庆祝……校内重大新闻事件有:占领8号楼风波、罢饭风波、某某同学的退党声明风波、祖保泉谈学习、数学家杨乐访问安师大……。
       当然,记录最多最细最全面的还是关于文学创作、发表作品的记载。
       经过第一次摸底考试后的深刻反思,我既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不足,也似乎找准了突破的方向。比如,外语没基础,背不了、学不好,基本放弃;文论、汉语言等专业,艰深、涩奥,是个苦活,咱不是那块料,就让朱良志们刻苦攻读去。我的大部分精力,就是一边大量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书籍,一边试着写点身边事、小文章,并陆续在《安徽师大》校刊和班级黑板报上发表,既能赚几两银子,有能出点小名。自1978年10月22日第一次在班级黑板报上发表散文诗《信啊,飞来了》开始,写作的热情就被悄悄点燃,小品文、小散文、小小说等“豆腐块”一发而不可收,有些还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影响和争论。比如,1979年3月26日《安徽师大》校刊发表了我的小品文《要照此办理!》,就是讽刺拖堂和利用学生课间休息时间布置工作的现象,有好事之徒就把它与我们的辅导员进行了“对号入座”,从此使得我们这位直接领导对我“另眼相看”,在1979年4月11日的年级大会上,辅导员“委婉”地表扬我说:“我们四班的张少中,写作很勤奋,很有写作潜力,最近发表不少文章,为我们78级中文系争了光。今后写作时注意点真实性就更好了……。” 
我无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安徽师大》发表的文章题材越来越多样,篇幅也越来越长,如评论《江南水乡荡诗情——评沈天鸿散文》,小说《榆树院轶事》,散文《人桥颂》、小说《水上漂》(与焦炳灿合作)等。1979年5月15日,应《安徽师大》校刊通知,我和焦炳灿去编辑部领取了6元稿费,并由此认识了《安徽师大》总编詹出悌老师。这位1946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新闻人,很有资历,也很有学养,满头银丝,一脸儒雅,言谈间对我们熏勉有加。
       从编辑部出来,已经到了晚上开饭时间,但我和炳灿没去食堂,而是径奔九江饭店附近的美食小街,然后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声吹牛,豪气干云,决心干单大的——于是就有了我、炳灿和方雅森合写电影文学剧本《霸王恨》的“壮举”(《霸王恨》剧本刊发于1981年4月号《电影文学》杂志,我们并由此与该杂志主编张笑天结缘。我们三人还合作创作了一出话剧《走向新生活之前》获1981年全系文艺调剧本一等奖)。
       由于偏好和创作的需要,我对当代文学课特别上心,并与刘普林老师特别投缘。刘老师时年四十五六岁,清瘦,中等偏高身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干净,声调舒缓沉稳,分析作品层层入扣,条清缕析。讲授何其芳的诗,茹志娟的小说,我们像听评书一样享受,在享受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刘老师的课我从不缺堂,还经常到他家里讨教。一次,我陪焦炳灿和孙维城到他家一起讨论维城的小说《再嫁》。小说的情节现在记不起了,但当时讨论的情景记忆犹新。我赞赏《再嫁》的文学表现手法,以及细节描写,但好像不太同意小说的立意,为此与维城展开了小小的争论。刘老师静静地认真地听着,最后发表了对小说的修改意见。后来这篇小说发表与否,不得其详。
       1979年3月8日,安师大中文系78级几位热爱文学的同学,相约来到镜湖迎宾阁,酝酿成立文学社团事宜。那天讨论的社团名称、宗旨是什么,什么人说了什么话等等,如今只有些许模糊的不确切的记忆了,但几位参与者的姓名却赫然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他们是:安庆人孙维城、沈天鸿,阜阳人焦炳灿、张少中、孙士风,上海人颜鸣。召集人孙维城,联络人张少中。
       社团的正式成立,是1980年1月6日下午,地点在303教室,社团名称为“镜湖文学社”,正式团员7位:焦炳灿、张少中、沈天鸿、吴尚华、王前锋、姜诗元、方雅森。
       在以后的几年,“镜湖文学社”成为联络本年级、本系乃至全校文学爱好者的平台,出过不少好作品和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也成为安师大78级中文系一份集体的人文记忆!
   
       大一第二学期刚开学,因了一篇小说,我还与一位于文学对我有大教、于人生对我有大恩的教授结下深厚师生之缘,并保持联系直至他驾鹤西去——他就是中文系副主任、文论权威方可畏先生。
       方可畏先生是安师大中文系一位资深教授,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述颇多。我们1978年进校时,他就是中文系副主任,毕业了还是。他大约只给我们三四班代过一学期的课,但印象深刻——并非他教书如何了得,如何标新立异,如何花点小心思、用点小技巧讨学生欢心,恰恰相反,他的课风属于四平八稳的那种,严谨有余、活泼不足,咬文嚼字、照本宣科。但那时候,我们这些半路上大学的幸运者,一是年龄偏大,懂事,二是求知若渴,对谁的课都细心听,认真记,傻傻的悟,所以方教授对我们评价甚好,每每在系里、在任何场合都说我们七八级的好话——他没在课堂上说过这些,但我们都知道。我和方先生的个人交往源于我写的一篇小说。
       1978年春节期间,心情不错的我很顺手、很流畅的写了一篇八千余字的小说初稿——《过年》。小说的背景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物和故事背景源自我乡村真实事件,字里行间透着我的悲悯和哀伤……
       开学后,我兴冲冲地来到方先生办公室,呈上小说稿,请这位著名文论家、教授、授课老师给予指点。第二天方先生便约我到他家就《过年》进行了一次谈话。方先生说,他是昨晚躺在床上看《过年》的,看后害得他失眠了。他直言:这并非小说写得如何的出色而让他激动失眠,而是小说触及的主题引起了他深长的思索。他说,在三中全会刚刚闭幕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那些回避不了的、其实人为大于天灾的悲惨的往事,应该不再是什么历史学术和文学的禁区,应该有文学作品去揭示、去反映;其二,《过年》较为深刻又很形象地反映了反右派大跃进时代农民和生产队之间、农民和乡村干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当时社会情势下农民的无奈、无助和凄凉;三是环境和细节描写比较真实可信,比如对于“毛雾”“毛抗日”心理活动、言谈举止的描写,对那两只“软塌塌”的老鼠的描写。尤其最后对于毛解放的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还有,作品中人物姓名也似乎暗寓深意……但小说语言和结构还很粗糙,还需要花些功夫去打磨、去锻造,争取一炮打响……
       这是我第一次去方先生家,也是最后一次去。
       后来那篇小说虽然转展二十几年才在《海外文摘原创版》发表,但方先生明显对我有点另眼相看了——记得一次在课堂上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小说,肯定了我的观察生活、概括生活的能力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功。那是对我很大的懋勉和鼓励呢。
       从那以后,方先生开始很注意我的“动向”了。一次,在课间休息时,他端着水杯,慢慢踱到我身边,对我说,你最近发在《安徽师大》校刊上几篇小说、散文我都看了,主题积极,生活气息也浓郁,很注意写人物,写人物的个性。但构思不够精巧,主题挖掘得不够,人物也欠丰满……
       原来,那样几篇应景的、为赚稿费而写的小东西还给我们的系主任、教授注意上了,我顿有受宠若惊之感,同时也觉得惭愧。如果不是急功近利,不是”生活所迫”,本来那些作品是可以打磨得更好一些的。
       从此,我不敢再轻易动笔、率意出手了。每每抓住一个好的题材,总是认真构思,从容谋篇,精雕细刻,于是才有了大学后两年发表的几篇小有影响的小说“力作”,如《赖大嫂新传》及其续篇,《老天爷外传》,《摆渡人》等等。这些小说的发表,在校园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轰动,评论界也开始注目安徽师范大学“镜湖文学社”的这名“社员”了,安徽省著名评论家周道训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发在1982年四五月间的《安徽日报》上,题目是《可喜的第一步——读张少中乡土题材小说》。
       1982年6月,安徽省作家协会在马鞍山召开“安徽省第二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62年召开),我代表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了会议……
       八月初中文系的一个会议上,研究八二届同学的毕业分配问题,当时有个去安徽省文化厅的指标,为分配谁去产生了很大争议。这时,方教授发言了。他开门见山地说,四班的张少中同学最有资格和条件分配去省文化厅工作。他在四年里发表作品最多,影响最大,基本功过硬,不会给我们安师大丢人,这样的同学不去,谁还能去?……
       争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同意了方教授的意见,于是我被直接分配到了安徽省文化厅《文化周报》社工作。
       到文化厅报到的第二天,我就给方先生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表达感恩之情的信件,他回信时除了勉励我好好工作,早日做出成绩,为自己立身,为师大争光外,有关毕业分配的事一个字也设提。
       1992年11月9日,我随大流漂到海南,稍作安顿,就把我的新单位、新地址函秉方先生,很快又接到了回信,对我的选择表示赞赏。春节时,还收到了他的明信片。至此,每年都能收到先生那虽只寥寥数语,却字字浸透情谊的形状不同、色彩各异的贺年卡……
       有一次,留校任教的袁立庠,在黄山学院任教授的汪键等大学同学来海南开会,方知老先生已经仙逝。
       心底的遗憾和难过只有自己知道。十多年来,我是一直有去看先生的想法和计划的,但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如愿。趁着这次出书的机会,写下这篇寡淡无味的文字,以表达我对恩师方可畏先生深深地、浓浓地怀念和不尽的感激。
       当然,关于安师大那场因分配而生发的有污校誉和学人名声的下流的小字报公案,至今也没有敢作敢为之士立起五尺人躯坦承其所为以及目的,而某人“认定”某人的低能猜忌也可能将永久的带进坟墓……悲乎、叹乎、怜乎、哂乎?
 
       1982年8月13日下午,我来到位于省政府对面的第四招待所《文化周报》社报到,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专业文化新闻从业工作。十年间,我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和方可畏先生的嘱托,发表了大量文化新闻、名人专访、报告文学和小说、散文等,获得各类文学、新闻奖20余项,其中小说《榆树院轶事》获安徽省1982年度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二等奖;3600字长篇通讯《“西伯利亚的暖流—中共阜阳地委书记陈硕峰关心知识分子纪事”》发了《人民日报》二版大半个版面,并为自己赢得了“名噪一时”的新闻荣誉;长篇通讯《黄土地的悲歌》获安徽省好新闻特别奖和全国好新闻一等奖。1986年提拔为总编助理兼群工部主任。
 
       1992年11月9日,我毅然踏上了海南岛这片热土。26年来,人在江湖,行色匆匆,不消停的为生活、为事业、为家人奔忙劳碌,对痴爱的文学我却有渐行渐远的感觉,或者说虽然爱着,偶尔也在写着,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叹息着并痛苦着。这样的事实和际遇,真的很惭愧——愧对了曾经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头衔,愧对了敬爱的跃渊恩兄,愧对了曾给我很高评价和很大希冀的周道训老师,愧对了恩公方可畏先生。不过,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的文学梦、作家梦尚未完全破灭——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个叫着“创作扎记”的大本本,里面记满了灵感的闪光、情节的片断、细节的累积和语言的精萃,有些题材和构思很以为自得,诸如写一组七姑子八大姨等最熟悉的凡人凡事的性格和命运,写自己亲历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写朋友的忠诚和反目,写乡村初恋的苦涩和自己的“傻逼”,写亲爹亲娘和岳父岳母,写女儿的成长故事,写“天涯传奇”的感天动地,写“贵人”、“小人”,写“淮河决堤时水面上漂浮的火红火红的南瓜”……
       2009年创作的长篇散文《佛门里的姐》,被国家级刊物《散文选刊》全文选载后,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荣获“2009中国百篇散文奖第五名”和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第五名等殊荣,这是本人散文创作的新收获、新突破。
       2010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了我最新创作的散文《映秀菊黄》,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并在当年《光明日报》全国散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第一名。
       2010年底,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海南作家丛书,我的散文集《佛门尘缘》为其中的一卷。
       2011年12月号的《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香格里拉的女儿》。
       2012年5月18日,中国邮政作家协会在海南成立,我当选副主席兼秘书长。
       2013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鉴于我对中国邮政宣传的贡献,授予我“终身荣誉奖”,并给予“资深经理”行政待遇。
       2016年7月,在我退出职场的两个月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至此,作家梦初圆……
 
       《绝处逢生——安师大中文系1978级同学入学四十年回眸》即将付梓,光耀、晓红同学给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要我扯扯当年的“作家梦”以及文学与职场、文学与际遇乃至文学与人生的相关话题,于是,便有了上面这些拉拉杂杂、拖泥带水、挂一漏万的文字。
在我着手这篇“遵命作文”的日子里,在捡拾流年碎片的过程中,在扒刨记忆深处关于早年岁月里那困顿的生存状态、尴尬的成长际遇、不甘的作家梦想时,突然觉得对创作、对文学的情结还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炽热,对文学的感恩之心还是那样的真纯,那样的诚笃。
       热爱文学,感恩文学,同时也深感愧对文学。
       遥想当年安师大“镜湖文学社”时代,我的那个文学梦做得是何等香甜,瞬间的幻光炫得俺是何等沉醉——在省级以上报刊连发了几篇乡土题材的小说、散文;《安徽日报》总编辑周道训先生以《可喜的第一步——评张少中乡土题材小说》在省报刊发;应邀参加在马鞍山举办的“安徽省第二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并成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会员;因以上殊荣而破例分配到《文化周报》从事专职新闻工作并由此无端卷入那个不堪、低级且下流的小字报风波……世事沧桑,白云苍狗,不胜慨叹!四十年往事如烟,如今的我却怯谈文学了,原因是,当年的雷声有点大,续后的雨丝太细绵。同期一起鼓捣文学的方雅森、沈天鸿、郑炎贵、姜诗元、漆小冬、于吉瑞、张晓云……诸君,个个文名显赫、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各领风骚……
       如此说,绝非酸妒,诚为赧然。
       这些年,因了时代天象风调雨顺的缘故,神州文苑可谓千姿百态、争艳斗奇,百苗疯长、嘉禾竞秀。那些在苑中辛勤劳作的方雅森们在一年年地收获着心血凝结的丰硕成果。而我,一个对文学曾经是那么痴迷、沉湎、尚且挂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头衔的人,因把职场饭碗和官位江湖看得过重之故,只能孤守在文学的大田边,远望着丰茂无边的文学田园,心中泛起的常常是遗憾、怨艾、苦涩、无奈和不甘的情愫。尤其在翻读当年那一篇篇曾经珍若蔽帚而现在看来如此稚嫩、如此浅陋、甚至如此愚蠢的“少作、中作”时,蓦然发觉,原来自己早已被风景这边独好的文苑边缘化了,或许,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徜徉在文学大田边的拾穗人。
       文学之于我,母校之于我,恩人之于我,如雨露润泽路草,似阳光普照大地,若佛祖普度众生,时时充满敬畏,一刻未敢忘却。我只想凭借本篇的文字,抒发一点沉埋心底的情愫——对文学、对母校、对邮政的感恩、感愧和感激,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岁月沧桑的感慨、感叹和感悟。
       生命不止,梦当延续……
       文学为伴,白头偕老!